米兰体育场:《江西丰城循环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蓝皮书（2025）》发布

  丰城循环经济的发展，呈现了县域在资源约束条件下，通过制度重塑、市场之间的竞争与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升级的内在逻辑。这些逻辑既解释了丰城的成功经验，也为别的地方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观察框架。

  演化逻辑：产业是在“生长-失序-重塑”中成熟的。早期市场主体凭借敏锐嗅觉和民间网络形成了最初的生产力。但随着规模扩张，“自发秩序”开始失灵，无序竞争加剧污染，分散经营带来安全风险隐患。关键节点上，政府通过整治搬迁、设立标准、建设产业园区等方式来进行制度性重构，使产业秩序从粗放走向规范，从散乱走向集约。这种演化路径表明：市场的自生能力是产业萌发的起点，而制度在关键时刻的介入与重塑，是产业走向成熟的重要力量。

  系统逻辑：竞争力既来自经营主体，也来自产业生态。当资源在不同环节之间实现稳定流动，物流、能耗、合规与协调等多项成本同时下降，企业不再孤立竞争而是在生态生协作，丰城形成的已不再是局部优势，而是一种结构性、复合性的系统成本优势，一种循环经济持续演化的内生动力。

  价值逻辑：从“资源末端”走向“价值高端”的关键是技术再造。再生新材料进入高标准制造链条，重点是材料等效性、工艺可控性、质量可验证性与应用嵌入性四个维度的突破。通过建立合金化、控冷、分选、改性、追溯等工程技术体系，丰城企业让再生铝进入汽车发动机与国际交割体系，让再生塑料进入食品级包装，让再生铜箔进入电子新基建，使再生新材料从大宗商品跃升为工程材料，让再生资源从“资源末端”跃升为“价值高端”。

  治理逻辑：从监管型政府走向生态型政府。通过金融创新缓解轻资产行业融资难，通过科研嵌入补齐技术短板，通过“早茶会”“入企问需”等机制降度摩擦，通过长期政策信号保持发展预期，丰城的治理模式不是项目式推动，而是生态式赋能；不是行政主导产业，而是为市场创造可持续的制度空间。丰城由此形成了市场有活力、政府有温度、生态能循环的治理结构，为县域产业的长期主义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。

  丰城样本的四重逻辑构成了一套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完整模型，也为地方实践怎么样转化为国家经验提供了结构化解释。该模型可概括为：市场驱动提供产业动力，系统协同带来结构效率，技术突破决定产业高度，制度供给塑造生态环境。

  这四个要素并非并列关系，而是递进关系：没有市场，就没有产业的萌芽；没有协同，就没有产业的壮大；没有技术，就没有价值的跃升；没有治理，就没有生态的稳固。

  更重要的是，丰城的实践使县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角色变得更加清晰：在资源受限、要素紧平衡的现实条件下，通过系统效率、技术进阶和协同生态，同样能够培育出具有全国意义的新质生产力。这一逻辑使丰城为绿色低碳时代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具有可推广性的“丰城智慧”。

  全球制造业的竞争逻辑正在被重写。过去决定产业比较优势的是成本与规模，如今决定企业能否进入高端市场的，还包括碳足迹是否透明、材料是不是可追溯、再生含量是否达标，以及供应链能否在全生命周期保持合规。以欧盟为代表的经济体陆续推出CBAM（碳边境调节机制）、ESPR （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）等制度，将监管范围从产品质量标准拓展至原料结构、碳排核算与循环能力，使全球供应链重构呈现出以规制为主要驱动的趋势。

  国内战略升级也在同步推进。“双碳”目标和新质生产力建设，将循环经济从末端治理提升到产业体系重塑的高度；绿色供应链、数字化溯源和再生资源利用被纳入高水平发展的系统要求。中国制造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节能任务，而是原料体系、生产体系与合规体系的整体转型。

  正是这种双重变量叠加，丰城的意义更加凸显。丰城提供的不再是低价原料，而是一套具有低碳属性、工程化性能和全过程可信数据的综合能力，为制造公司可以提供“绿色合规即服务”的平台支撑。随着全球供应链从线性走向闭环，从分散走向可信生态链，丰城正在从一个产业集聚区，跃升为绿色供应链重塑的功能性节点。

  绿色规制的强化与产业升级的加速，使家电、汽车、电子等行业普遍陷入四重压力：原生材料成本波动加剧，能源与物流成本持续上升；全球供应链受到地理政治学与极端气候的双重扰动，韧性不足成为系统性风险；欧美合规门槛日益抬升，缺乏可追溯能力的材料体系正在被排除在外；制造业通过轻量化、节能化与材料替代实现创新的需求愈发迫切。

  依赖原生资源的传统供应体系，企业已无法同时回应成本、韧性、合规与创新等诉求。企业要的不仅是新的上游供给者，而是一个能够同时提供工程性能、低碳属性、数字化追溯与集群协同的综合平台。

  这正是丰城在长期演进中形成的先发优势。当制造业普遍面临转型之困时，丰城所提供的是一种系统性的解决能力：既降低企业合规成本，又提升技术性能；既增强供应链韧性，又支撑产品创新；既是材料端的“伙伴”，也是数据端与生态端的“朋友”。这种系统供给，使丰城成为制造业绿色重构过程中的“合规底座”和“创新节点”。

  从“因煤而兴”走向“以绿涅槃”，丰城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在于，它不仅支撑企业合规、构建功能型产业区，而且正成长为具有国家级分量的资源保障与绿色制造节点。其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不是口号，而是以可量化、可验证的方式持续显现。

  丰城正成为国家“城市矿山”的关键节点。2024年，其废铜聚集量占全国的11.9%，废铝占全国的7.3%，在保障国家资源安全、稳定制造业原料供给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。同时，循环体系带来的碳减排超过1176万吨、节省标煤超过321万吨、固废减排达2.17亿吨，成为国家“双碳”战略中具有分量的功能单元。

  更重要的是，丰城正形成“资源-材料-制造-合规”贯通的结构能力，使其在供应链重构中具备从县域走向区域的重要潜力。这种能力是由工程化性能、低碳属性、数据透明和制度稳定性共同构成的体系支撑。

  随着全球规制趋严、国内制造加速向绿色高端迈进，丰城的价值正从产业集聚转向能力输出——为制造公司可以提供可追溯、可验证、可持续的材料体系，并向多行业延展服务能力。

  通过将丰城置于更广阔的比较体系中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成长机制、结构优势与潜在边界，并从不同路径中找到可转移的系统规律，为丰城下一阶段的制度设计与平台建设提供启示。

  路桥的金属再生产业，是典型的民营经济自下而上生长模式。依托灵活的商业网络与全球化回收体系，路桥在1990年代快速形成全国性废旧金属集散地。随着污染问题显现，当地推行“东迁入园、圈区管理”等措施，建设现代化产业平台，实现集中供能、集中治污。在此基础上，路桥推动数字化升级，与阿里巴巴合作建设“国际再生金属交易中心”，以平台方式提升采购、交易与物流的透明度和协同效率。

  路桥的经验表明，民营经济密集地区的循环经济升级不完全依赖行政重构，而依靠规则优化、服务供给和平台化赋能，使产业在市场自组织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升级与功能提升。

  铜陵的转型，是资源型城市在要素约束下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路径。依托国企铜陵有色金属集团，当地系统构建起“烟气制酸-废渣入水泥-烟尘提稀贵金属”的“气-渣-尘”循环链，带动冶炼、化工、建材产业形成稳定的物质共生网络。政府通过制度安排，将企业内部循环上升为区域治理体系，实现了“国企主导、政策协同”整体推进，在工业固废处置与资源高效利用方面成效突出。

  铜陵的经验表明，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初期“国有企业 + 强治理”的结构能够稳定产业基本盘、提高循环效率，为高耗能行业的绿色化改造提供现实支撑，但产业生态的多元化与创新活力仍需进一步培育。

  贵屿的嬗变，是在极端环境压力下推进合规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典型样本。过去家庭作坊拆解电子废弃物，导致贵屿环境风险突出。自 2012 年起，当地以“疏堵并举”的方式推进转型：一方面依法取缔园区外散乱作坊；另一方面建设集中化循环经济产业园，统一配置治污设施，将 1200 余家作坊整合为 29 家规范企业，使拆解行为从“不可监管”转向“可监管、可治理、可合规”。

  贵屿的经验表明，在环境风险高的行业，集中管理与制度重构是构建规范产业体系的必要阶段。短期成本增加，但为区域生态安全与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  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，是国家战略牵引下快速成型的政策驱动型园区。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后，园区按照统一规划推进产业布局，废旧汽车、电子废弃物、再生塑料与金属精炼实行专业分区建设。国家发改委、生态环境部持续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，多家央企入驻形成“政策-资本-技术”联动结构。园区建成全国首个循环经济标准化管理体系和追溯平台，经验被纳入循环经济促进法配套案例。

  子牙的经验表明，在国家战略牵引下，可以在较短周期内形成制度齐备、要素完善的循环经济平台，但该模式对政策与资本依赖强，本地市场自组织能力相对有限，可复制性存在边界。

  卡伦堡是世界公认的循环经济发源地。20世纪60年代，这座滨海小城聚集了炼油厂、发电厂、制药厂和石膏板厂等多家大规模的公司。最初，它们之间并没有宏大的规划，只是出于节省本金的朴素商业动机而进行物料和能源交换——炼油厂将多余的燃气卖给石膏板厂，发电厂将蒸汽和余热供应给邻近企业及居民供暖，燃煤产生的粉煤灰和脱硫石膏则被用作水泥与建筑原料。

  卡伦堡的经验表明，在信任基础较强、企业协作意愿较高的情境下，循环经济能够最终靠市场机制自然生长。政府的作用大多数表现在提供标准和建立信息平台与沟通机制，而非直接对产业布局进行干预。

  北九州的转型被视为环境危机倒逼制度创新的典型案例。20 世纪 60 年代，该地区因钢铁、化工等重工业排放导致生态严重受损，环境风险触发了政府、企业、学界与市民的多方博弈。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《公害防止条例》，并通过与重点企业签订协定的方式建立合规与问责机制；科研机构为污染监测与清洁生产提供技术上的支持；市民组织则在舆论监督和消费选择中形成持续的社会压力，推动治理合力形成。经过系统治理的北九州逐步恢复生态环境，并在废家电、PET瓶与报废汽车等领域构建起资源循环型产业集群。

  北九州的经验表明，环境危机也是倒逼区域治理与产业升级的关键契机。当政府、企业、科研机构与公众形成稳定协作机制时，环境治理不但可以实现持久成效，也可成为新的产业增长基础。

  巴斯夫在德国路德维希港构建的“Verbund（一体化）”体系，是全球企业级循环经济的代表性样本。其通过管道网络将数百个化工装置、能源系统与公用工程连接起来，使一个装置的副产品直接成为另一个装置的原料，生产、能源和物流在企业内部形成高效闭环。余热回收、蒸汽联供及集中废污水处理等技术，使能源与物料利用率被推向工程化上限。这一体系已在南京、湛江等地被复制，形成以“知识-工程-运营”贯通的全球化网络。

  巴斯夫Verbund的经验表明，当企业内部协同程度足够高、流程边界清晰可控时，可以在企业自身体系内实现近乎零废的循环效率，形成与区域共生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循环经济逻辑。

  第一，循环经济具有着强烈的情境依赖性。铜陵的“国企锚点”适用于重工业城市，路桥的“民营自组织”依赖民营经济密度与商业文化，卡伦堡的信任机制无法在短期通过行政力量塑造，这说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简单迁移，必须嵌入当地的产业体系、社会资本与治理能力。

  第二，成功模式普遍包含“结构锚点”。无论是国企、政府还是企业家群体，循环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都必须形成稳定的网络核心或“结构锚点”，以保证资源流动的可预期性。

  第三，“硬设施”与“软治理”协同演化。园区、公用工程、治污体系等是硬的“物理基础设施”，标准体系、数字化平台、协同机制是软的“制度基础设施”。两者的演化速度必须匹配，否则体系无法闭合。

  第四，经济可行性是循环经济的底层约束。无论贵屿的集中整治还是北九州的生态转型，最终能持续运转的，都建立在经济可行性之上——要么节省本金，要么提升收益，这是循环体系长期稳定运行必须依赖的商业模式。

  第五，循环经济是动态系统，而非固定蓝图。从贵屿的危机倒逼，到卡伦堡的渐进演化，循环经济的核心特征是“自适应”。政策设计需要保留弹性，让企业与市场在冲击中调整，并在新的结构条件下生成新的稳定性。

  这些规律提示丰城，未来需要同时维护市场生态的内生动力、强化制度稳定性、降低协作摩擦、提升关键技术节点，并加快建设自身的结构锚点，使循环体系具备更高的韧性和更长的生命周期。

  2035年是推进绿色低碳转型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窗口期。面向这一阶段性节点，丰城需在国家绿色发展的策略和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，将既有的产业生态与制度优势转化为更高层级的战略能力，加速推动县域产业集群向区域乃至国家级绿色供应链枢纽跃升。

  丰城未来发展不再是简单的“扩规模”“补短板”，而是要回答三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县域如何在绿色规制强化中提前占位？如何通过产业体系的系统组织进入更高价值链？如何以制度型基础设施支撑产业升级与演进？

  丰城的产业基础已具备由点及链、由链成网的条件，而真正决定未来竞争力的，是其在全国绿色供应链体系中的功能定位：

  一是打造江西绿色供应链“第一节点”。依托铜、铝、塑料等材料的工程化再生能力，以及园区级溯源系统、智能化工艺体系，丰城可进一步夯实江西绿色供应链“第一节点”地位，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制造公司可以提供再生新材料、碳足迹核算与循环利用的系统服务。

  二是打造中部地区绿色制造创新平台。以科研常驻、工程化验证与中试平台为基础，丰城可将“材料-工艺-标准-应用”贯通的创新体系向周边辐射，成为中部地区绿色制造创新平台。

  三是打造国家“城市矿山”战略的枢纽节点。在全国废铜、废铝回收量占了重要比重的基础上，丰城可在保障国家资源安全、支撑新能源汽车与高端制造原料供给中承担结构性角色，成为国家“城市矿山”的枢纽节点。

  定位的变化意味着丰城战略的优化：从过去的项目式推动转向系统组织能力建设，从单纯承接产业转向主动塑造结构，从材料基地转向绿色制造组织方式的提供者。

  丰城循环经济的最大竞争优势，在于企业一旦落户，便能够在物料循环、能源利用、环保合规与数字溯源等多个环节获得系统红利。这种系统供给能力，要求招商不再以单体项目为导向，而要围绕产业链关键节点、工艺流程短板与生态结构优化展开，实现从企业招商到结构招商的转换，重构地方与企业双向选择的招商模式。

  丰城的循环经济体系正在向高的附加价值、高技术与高标准的方向延展，是公司实现跨周期成长的产业母体。未来五到十年，全球绿色产业重构将加速，丰城具备在关键赛道形成战略占位的现实窗口。

  航空航天材料循环：全球退役飞机数量持续增长，拆解与材料再利用成为新兴产业链。丰城已布局航空拆解，并依托宏成铝业等企业的工程化能力推进航空级再生铝探索，使循环经济从末端处理延伸至高端制造。

  新能源动力电池回收：动力电池退役潮将形成万亿级市场。格林循环在分选、追溯与再造方面的技术体系，为丰城切入这一赛道提供基础。通过引入电池回收与再制造企业，有望形成“资源-技术-制造”贯通的高价值闭环。

  高端装备再制造：依托拆解、熔炼与精加工的既有基础，丰城具备向工程机械、工业机器人等核心部件再制造延伸的潜力。再制造是循环经济的高阶形态，能够延长产品生命周期、构建新标准体系并拓展价值增长点。

  面向2035年，丰城有必要进一步打造一套能够支撑产业长期演化的制度生态：

  以人才制度激活创新生态。建议由补贴引才向“平台-项目-生态”系统推进：建设省级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中心，形成中试、转化、协作一体的平台体系；推动更多科研力量常驻，实现“生产现场-研发现场”联动；完善教育、医疗、文化等城市功能，增强人才长期黏性。

  以要素精细化管理破解发展约束。建议根据能耗、土地与排放指标，实施差异化要素保障机制：对能效领先、技术先进的项目给予指标优先；发展光伏、储能和需求侧管理，推进能耗结构优化；通过透明的配置机制，提升政策可预期性。

  以数字赋能提升系统智治能力。构建并优化园区级“工业大脑”和“数字孪生”系统，实现能耗、物料、碳排的全过程可视化与可追溯；推动“碳足迹即服务（CFaaS）”向外输出，形成产业服务新增长点；以数据协同降低体系运行摩擦。

  以金融创新增强产业韧性。建立政银企风险共担机制，设立循环经济专项风险补偿基金；推动与ESG绩效挂钩的利率定价；支持绿色供应链ABS（资产支持证券）、循环经济专项债等创新工具；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用类金融支持。

  未来丰城的价值，不仅在于产业高质量发展本身，更在于为中国绿色制造提供一种能够复制、能够扩展、能够支撑的组织方式。这既是县域经济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案例，也是县域融入全球绿色供应链竞争、形成长期战略支点的一条现实路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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